中国书画博士学术研究白皮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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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海内外高校对中国书画研究的重视和深入,诸多高校增设了中国书画方向博士点,培养了一批书画专业人才。为了了解书画博士学术研究的现状,本报特辟“中国书画博士学术研究白皮书”专栏,以促进中国书画事业的发展。

本栏目面向海内外中国书画方向博士公开征稿。同时,为了提升栏目的学术性,特邀请陈传席、朱以撒、白砥、陈志平、朱友舟五位教授、博导对入选作者的论文进行点评。本公众号将陆续推送专栏内容,敬请关注!

王 业2005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2009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2013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中国书画院副院长、艺术学院书法专业教师,浙江省青年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我的博士论文《传承·创变·融通——书法专业实践三阶段研究》,是中西方哲学精神在书法专业实践阶段的具体运用。形而上学只承认理论上的对立统一,唯物辩证法则强调实践的、具体的对立统一。在唯物辩证法规律和中国传统中和思想的结合下,我找到了书法专业实践阶段进程的终极法理,即传承·创变·融通的递进过程。这是我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焦点。而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书法类型的系统梳理和实践内容的循序渐进,则是论文的另一原创贡献点。

书法实践体系的研究,常出现在书家的个案研究中。但这类研究,在书家一生的实践阶段,常常用早期、中期、晚期等过于宽泛、简单的划分方式。还有些也能够代表一定书法发展阶段性质的分法,如马国权《〈伊墨卿先生年表〉序言》中,将伊秉绶的隶书分为模拟期、蜕变期、创新期三个阶段,其中模拟期与蜕变期有前后逻辑关系,蜕变期与创新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蜕变就是在创新,创新必然要蜕变。周寒筠博士对伊秉绶隶书的分期比较精细,有萌发期、筑基期、形成期、成熟期、老成期五个阶段。并且定义为,萌发期:“打下书法的整体基础”;筑基期:“广泛临古”;形成期:“渐趋定型”;成熟期:“风格成熟”;老成期:“平正通达”“入于老境”。细察发现,前面两个时期,萌发期讲的是筑基,筑基期讲的是博览;后面三个“成”:形成、成熟、老成时期,分得比较细腻,但性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成熟化的过程。所以,按阶段逻辑应该是:筑基期、博览期、成熟期三个时期。

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先生主编的《书法教程》,把行书的学书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初学阶段、深入阶段、扩展阶段和个人风格构建阶段,其中深入阶段和扩展阶段都是一种提高方式,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所以还是初学、深入、自创三个阶段的递进逻辑,仍然是泛泛的阶段关系。

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中,对书法实践阶段的划分,一方面来自高等教育学科体制,另一方面也是根据书法实践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特色。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创办书法专业,潘天寿、吴茀之、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诸乐三等老先生,商议确立了书法专业教育的目标、内容、教学计划及课程安排等教育体系。确立了植根传统的教学方针,及基础与个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专精与综合结合的教学原则。但因当时还没有书法专业的硕、博教育,所以在本、硕、博的层次划分方面,留下了缺憾。后来在刘江、章祖安先生的初创过渡,以及首届本科、首届硕士生等的推动下,形成了本科全面打基础,适当强调个人体验;硕士实践与理论并重,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博士以专题化理论研究为主,进一步培养实践能力的阶段划分体系。其中,首届硕士陈振濂先生,在学科阶段层次的研究方面比较深入,国内领先。他的《书法教育学》《高等书法教程》《大学书法教学法》,及其主编的《大学书法教材集成》系列著作,对本、硕、博,尤其是本科阶段的教学目标、内容、课程设置进行了系统阐述。陈振濂教授书法专业学科研究,对当代书法专业的成熟化以及书法专业意识的普及化,具有重要意义。书法专业的成熟与专业意识的社会普及,两者相辅相成,后者是专业高度,这座金字塔的底盘,社会价值不亚于前者。

不过,当代书法专业教育的阶段划分,更多是学科体制的一种设置。尤其是在本、硕、博的书法实践阶段区分上,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本科与硕士、博士实践要求,基本上是总分关系,没有递进逻辑;其他院校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有些院校本科阶段还有中国美术学院的模式可以参考,能够紧扣传统,打下一定的基础,硕、博阶段转向理论研究,在书法实践方面根本没有具体要求,以至连基本笔法都不过关的书法博士、硕士,大有人在。总的说来,还是书法专业实践方面的标准体系没有建立,理论方面有其他学科的标准可以直接参照,比如要求硕士论文三万字、博士论文达到六万至八万字等。但实践方面呢?能不能建立具体一点的标准,比如不能匀称工稳,写不好小篆、唐楷、赵孟頫,本科不能毕业;不会奇崛多变,写不好魏碑和大篆,硕士不能毕业;不理解平淡天真,写不好“二王”,博士不能毕业?这当然只是举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在书法专业实践的阶段层次划分方面,标准模糊,缺乏系统全面的阶段研究理论。这对于书法爱好者以及书法家树立学习目标、寻找发展方向,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书法研究与书法教育的开展,也是十分艰难的。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浮躁,打着书法的幌子,沽名钓誉;完全以参加多少展览、获过多少奖,当上了书协或其他文化机构的什么领导,拿到了什么学位、评上了什么职称等等,作为书法成就高低的衡量标准。世俗的幌子,之所以灵验,不就是书法实践标准的模糊、整个社会鉴赏眼光的缺失吗?

基于这种现状,笔者试图找出书法专业实践的阶段层次标准,确立书法实践阶段的系统逻辑与具体步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文一方面紧扣中国特色的中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规律,提出“传承·创变·融通——书法专业实践三阶段”的研究课题。在研究思路上,首先确立传承、创变、融通三阶段的实践性质与逻辑关系,然后逐一梳理出各阶段的实践目标、实践内容与步骤。以明确的性质划分、清晰的逻辑层次、具体的内容体系,界定书法实践的各项阶段指标。希望对书法专业实践层次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参照。

表1为中国古代书法实践阶段理论。从表中可以看出,关于书法实践阶段体系,从唐代开始,一直是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精辟论述,为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学课程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底蕴与基础。

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在书法实践阶段体系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根据现有资料研究,综合各院校的一般情况,笔者总结为表2。

就书法实践而言,走过了本科阶段的基本功训练以后应该怎么办?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性质?衡量标准是什么?在目前的阶段理论体系中都未能做出界定。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层次区分,当代书法专业教育的书法创作很难走向正轨。这是当代书法专业教育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在古、今两个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从辩证法规律和中国传统中和思想出发,推导出书法专业实践三阶段理论。与古、今理论汇总到一起,可以通过表3进行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传承·创变·融通——书法专业实践三阶段划分的关键,是把当代书法专业教育中由本科上升到研究生的阶段定义为“创变”阶段,这是古代书法实践阶段理论和当代书法专业教育阶段理论都未曾解决的问题。从而,衡量专业书家与传统型书家、社会型书家的本质区别,就有了明确的标准。

王业先生从三个有递进关系的层次展开,传承·创变·融通,试图探讨书法艺术专业的实践体系,这个论题对目前正在不断扩充的书法专业的现实具有意义。论文里边有一个论述是让人有兴致关注的,即王业先生想探讨在实践方面能否建立具体一点的标准。从书法实践来说,有标准的可以规定每日写几个小时,写多少字等等,但更多的是不可量化、不可实指、不确切的因素在内。博士生是不是实践就胜过硕士生?参赛参展就超过硕士生?如果不一定,那如何衡量博士生水准胜于硕士生?学业递进是肯定的,需要有超越的要求,但标准应如何设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就是最后王业先生论的“融通”阶段。一个人可能符合书法专业的各种要求了,但各方面才、识、学如何密切融汇在一起,浑然无迹,而不牴牾耗散,使融通后产生超越的力量?如果王业先生能探寻、论述并使之有操作性,那真是一个福音。

孔子心1994年出生。孔子第七十五世孙,旅居香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专职书法老师,韩国东方文化大学美学方向在读博士。2019年毕业于香港教育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1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主修书法篆刻。浦东篆刻会第二届会员。

直至今天于外邦人而言,海外华人聚集地仍被称为唐人街,这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代称来自于距今一千三百年前的唐帝国,一个让七至九世纪的西方国家不远万里亦要抵达的东方乐土。若说大唐为何在道路阻长、资讯闭塞的中古时期,居然有如此强的城市魅力,吸引着大量的外国人前往,原因在于其包容且开放的大国态度。唐随隋制并更重视于与他国建立贸易关系,自设立市舶司以来,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络绎不绝的商船往来,便是大唐万囯来朝的历史写照。外国商人不远万里与唐来往,一方面是大唐对外商实行开放优惠的贸易政策,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大唐自由的生活环境。那些被称为“藩”“胡”的异域外邦人士,除了以经商的形式活跃在大唐领土,亦有相当一部分通过科举,正式成为了唐朝的官员。“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另外,亦有邻国(如婆罗门、新罗、日本等囯)僧侣前来访学。

正是因为异邦人士来唐之后与汉人进行着密切的联系,如通商、学习、旅游甚至通婚等,使得唐朝民风日益热烈而开放,是当时世上最繁荣开放的王朝,正是这样相容并蓄、张弛有度的时代,催生了多元化多民族的璀璨文明。从唐代书法史的角度来看,被后世记录的不仅仅有由官僚阶级所创造出的具有端庄肃穆、法度森严的唐楷,拍手称好处,亦有酒气淋漓、浪漫自由的狂草。若以线的坐标去量化书法审美,唐朝书法中存在的题壁草书与唐楷恰好占据了坐标的两极,一端是极致严谨,另一端是极致狂肆。两极化的审美体系竟能完美共存于一个时代,唐朝艺术之繁荣盛况可见一斑。

本文讨论的是唐朝书法艺术中的一种仅为佛经文献或史书一笔带过的书法现象——题壁书。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题壁书的记载为魏晋时期,题壁书发展壮大于中晚唐。推动草书题壁活动发展的群体是遁入空门的僧人,他们以张旭为宗,学习草书题壁表演并以此在王公贵族面前献艺。

传统佛教的实践活动一般有“戒定慧”三学,而“戒”学在原始佛法中是指远离且超越一切俗世社会活动。然而中世纪佛教从西方传入后为迎合本土文化不得不与儒家思想融合,使得“四大本空、五蕴非有”的僧侣生活逐渐世俗化,甚至通过仪式化行为,使得佛法在俗家子弟中得以弘扬。本文从东亚佛教史记载的僧侣活动,窥探唐代僧侣社会活动和题壁书盛行一时的景象,并阐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一现象以及现象背后的文化趣味是本文希望反思的对象而非设论的前提,作者将通过文献法以及怀素个案分析进行研究,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概念和文化潮流之中。

在包容开放的治国政策下,唐朝社会各民族之间出现文化融合和多元化发展的现象,出土文物与文献中不乏唐代社会高度文明的实证,而唐代视觉文化中的书法艺术,呈现出诸家争鸣的景象便是唐朝盛世较好的注脚。书法发展到唐朝已经具有独立理论及艺术批评的艺术门类,狂草书法如《自叙帖》《草书诗四帖》等俨然为纯粹的艺术。现能把握的资料有流传下来的《怀素上人草书歌》《自叙帖》及一些书论片段中还原狂草书法题壁的场景,但文献都不约而同地略去草书书写的内容与文字含义本身,笔墨着重于刻画书写行为、书写者的状态。此外,题壁草书中对表演过程的刻画极有渲染力,“忽然绝叫三五声”“大叫一声起攘臂”等动作描述极具视觉冲击力,含有表演艺术的性质;“驰毫骤墨剧奔驷”形容书写状态之快、如舞般的书写状态,最后呈现出“满壁纵横千万字”的艺术效果。

笔者认为此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唐代佛教能够在儒、道两大主流思想的夹缝中顽强生存甚至茁壮发展,实际上是对中土文化作出了妥协和让步的结果,例如在寺庙举办的诗会、游园活动等主动迎合世俗的举动,都使其不可避免地受到世俗的影响。

另一方面,僧侣题壁草书活动难以与唐朝载歌载舞的胡人风俗脱离干系,僧人以书法形式进行表演艺术,此活动亦由大众阶层逐渐往统治阶级普及,如当时盛行至极甚至在王公贵族宴会中上演的百戏。这种与宴席之间助兴节目性质无异的草书题壁,大多都离不开酒精的催化作用,在理性暂时退却的情况下,草书僧将其性情释放,产生了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犹如生命般独特的字迹。文献中可见大量草书题壁场景描写都与观者观感紧密相连,描述的是题壁正在发生的过程以及观者的感受而非字迹留下产生的余响,由此可见将草书题壁视为唐代僧人的表演艺术,或更为贴切。

现代研究唐代书法的学者,多谈及“尚法”审美一脉书风的衍变,而笔者将关注点投放在尚法书风之外——天宝年间逐渐活跃的草书题壁活动。目前国内学者多通过文史、书法史、传播学等研究题壁这一特殊现象,并将题壁草书放置在风格和书法形制之中探讨,如谭亚南《书法视域下的唐代题壁诗研究》、吴旭春《中晚唐僧人草书研究》、吕书庆《奇通妙理翩若真仙——从唐代草书歌诗看怀素狂草创作》等。其中吴旭春对草书题壁的主要群体——“草书僧”,从社会学角度进行政治性质的动机分析,笔者对此文有赞同之处,但吴文中提及的行为动机多为社会的外在推动力,并没有提及释教在中土发展的自我意愿。

根据丹纳“环境论”中提及的“种族、社会、时代三种因素合力决定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本文将在此三方面观察题壁群体与唐朝社会各阶级的互动关系以及尽可能还原唐代草书题壁的活动轨迹。另外,从运用李格尔“艺术意志”的视角深入题壁者的精神世界,由内探究他们的创造目的,寻找他们活动的内外在推动力。其三,草书僧题壁现象仅为昙花一现,在宋以后几乎再无传闻,亦无继承,甚至被诸多文豪士人口诛笔伐,笔者就这一现象进行探究,探讨为何草书僧只存在于唐朝,而宋以后再无此书写群体以及书法风气的原因。

文章将唐代僧人题壁活动作为“滤镜”,历时性地从种族、社会、时代三方面讨论题壁群体与唐朝社会各阶级的互动关系,在唐代僧人世俗化这一关捩点上同社会文化史联系起来。同时又从共时性角度穿插了杨凝式及宋代文儒对题壁的接受与批判,断裂式地剖析唐代整体文化形态。作者在通过文献法还原唐代草书题壁的活动轨迹时,如若能将文献证据和出土材料结合,对唐代为题壁书提供的特定媒介与载体、内容与情感基调进行“原境”分析和“原始察终”,或可更好地解释“为何草书僧只存在于唐朝,而宋以后再无此书写群体以及书法风气”。最后,除却从社会风气到审美趣味自上而下垂直的诠释结构,如何从一个更为微观的角度察析僧人和文人双重身份下的世俗文化之生成,并顺势从题壁书这一视觉迹象窥探到独立于世俗之外的文人空间,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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